御前激辩的尘埃暂时落定，康熙那番看似各打五十大板、实则蕴含深意的裁决，如同一道无形的旨意，迅速在朝堂内外产生了效应。皇帝需要技术带来的红利，但也绝不容许它脱离掌控，威胁到旧有制度的稳定。平衡的砝码，开始被康熙以精妙而坚定的手腕，逐一加上。
首先感受到变化的，是技术总局本身。虽然内部品阶激励制度得以保留，但来自皇帝的直接支持和资源倾斜，明显变得更为审慎。韦葆随后提交的几份关于扩大农学署试验田范围、在黄河沿岸择地修建型减水坝进行实地验证、以及增设“矿业勘探”分署的提案，都被康熙以“兹事体大，需从长计议”或“当下应以巩固已有成果为主”为由，暂时留中不发，或是批复“所需钱粮甚巨，着户部议处”，而户部的“议处”往往意味着漫长的公文往来和大幅削减的预算。
同时，康熙开始有意识地将技术总局的成果与韦葆个人进行一定程度的剥离。在一次听取工部关于河工事夷汇报时，他特意强调：“治理黄河，乃朝廷首要之务，工部、地方河督衙门，亦当用心。技术总局之模型沙盘，可供参详，然具体方略施行，仍需尔等秉持成法，谨慎为之。” 这话看似肯定技术总局的作用，实则是在提醒各方，治河的主导权仍在传统衙门手中，技术总局只是“参谋”角色。
更微妙的是人事安排。康熙以“技术总局事务日繁，需老成持重之臣协理”为名，将一位素以谨慎、恪守礼法着称的礼部右侍郎，调任技术总局，担任“协理大臣”。这位侍郎到任后，虽不直接干涉具体技术研发，却在各项规章制度的“合规性”、与各部往来公文的“体例”、以及人员招募的“出身背景”审核上，极为较真，无形中拖慢了许多事情的进度，也让总局内部那种自由奔放的氛围，多少受到了一些约束。
朝堂之上，针对技术总局和韦葆的明枪暗箭并未停歇，但康熙的处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对于过于激烈的弹劾，他会予以申饬，维护韦葆和技术总局的“体面”；但对于那些指出技术总局“扩张过速”、“与民争利”（指某些改进技术触动了原有行会利益）等具体问题的奏章，他则会批示“着该员明白回奏”，或交由相关部院“查核”。这既是对韦葆的一种敲打，也是向传统势力表明，他并非一味偏袒。
这一日，韦葆奉召入宫，在南书房觐见。康熙没有像往常一样询问具体技术进展，而是聊起了经史。
“葆啊，”康熙放下手中的《资治通鉴》，语气平和，“可知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
韦葆心中一动，知道这才是今日召见的主题。他躬身答道：“回皇上，臣浅见，或因其求治太急，更张无渐，且所用非人，未能因势利导，故阻力重重，终至夭折。”
“嗯，”康熙点零头，目光深邃地看着他，“‘求治太急，更张无渐’，此言切中要害。治国如同烹鲜，火候不到，翻动过频，则鱼碎矣。旧制沿袭千年，自有其存在的道理，维系着下亿兆生灵的安稳。骤然大变，非但无功，反易生祸乱。即便是有利国利民的新法，也需如春雨润物，潜移默化，方是长久之计。”
他顿了顿，意有所指地继续道：“技术总局如今颇有些树大招风。朕知你一心为公，锐意进取。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有些事，缓一缓，稳一稳，未必是坏事。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多想想各方的难处，步子迈得扎实些，根基才能打得牢靠。朕对你寄予厚望，不希望你成为第二个王安石。”
这番话，既是关怀，更是警告。康熙明确地告诉韦葆，他支持改革，但必须在可控的范围内，以不剧烈冲击现有秩序为前提。改革的步伐，必须放缓。
韦葆垂下眼帘，掩去眼中的复杂情绪，恭敬应道：“皇上教诲，臣铭记于心。臣定当戒急用忍，稳扎稳打，凡事以朝廷大局为重，以皇上圣意为准。”
从宫中出来，韦葆坐在回府的轿中，眉头微蹙。康熙的平衡术，他看得分明。皇帝既要利用他这把刀开辟新路，又要确保这把刀不会伤及执刀人自身，更不会破坏整个“厨房”的原有格局。他之前凭借一连串奇功和技术实效营造出的迅猛势头，现在被皇帝巧妙地套上了缰绳。
回到技术总局，他看到那位新来的协理大臣，正拿着一份关于招募几名西洋传教士担任“格致顾问”的申请，与格致基础署的负责人争论着“夷夏之防”和“体统”问题。韦葆没有介入，只是默默走开。
他知道，来自顶层的风已经转向。他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大刀阔斧，必须更加讲究策略。一些远景规划需要暂时搁置，而一些已经取得成效的项目，则需要做得更扎实，数据更充分，以应对更严格的审查。同时，他也需要花更多精力来协调与传统衙门的关系，化解来自士林的压力。
“春雨润物，潜移默化……”韦葆在心中默念着康熙的话，嘴角泛起一丝无奈的弧度。他明白，这是帝王心术，也是现实政治。他的“帝国”蓝图，必须在皇帝的“帝国”框架内，以更迂回、更耐心的方式，一点点去勾勒、去填充。前路，从笔直的高速路，变成了一条需要不断迂回绕行的山间径。但无论如何，路，还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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