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国借鉴虞国的 “国营产业清单制”，明确 “皇室直属产业” 与 “国家公有产业” 的界限。皇室产业包括原朱权时代积累的庄园、商铺及部分矿产，由 “皇室资产管理局” 独立运营，其收益仅用于皇室开支，不纳入国库。
国家公有产业则涵盖港口、大型钢铁厂等，由内阁下属的 “国有资产运营公司” 管理，收益上缴国库，用于公共设施建设。这一划分既避免了皇室对国家经济的过度干预，又保障了其合法利益，为后续的制度转型预留了空间。
第四步是优化地方治理。接管夏国疆域后，宁国将全国划分为 12 个省、56 个府、320 个县，原有的 “省府直管” 模式难以适应。
朱奠培根据朱权 “分权而不分裂” 的原则，推行 “省府县三级自治”：省一级设 “省议会”，由地方士绅、商人、农民代表组成，负责制定本省的经济发展规划与税收政策，但其决议不得与国家法律冲突。
府、县两级参照省级模式设立议会，侧重民生事务如教育、医疗、治安等。为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内阁向各省派驻 “监察使”，负责监督议会决议的执行情况，但不得干预具体事务。
在太平洋地区试点期间，省级议会通过 “降低渔民税、兴修渔港” 的决议，仅半年便使当地渔业产量提升 25%，渔民收入增长近四成，验证了这一模式的可行性。
值得注意的是，宁国的改革始终围绕 “过渡” 二字展开。朱权在《宁政革新策》的结尾处写道：“皇帝制度非不可变，然变需有备。保留皇室财产，是为防变时之动荡；设内阁总理，是为练治世之才。”
朱奠培对此心领神会，在推动改革时，刻意保留了皇室的象征地位，内阁总理就职需向皇帝行礼，国家大典需皇帝出席，甚至货币上仍印有朱奠培的头像。这些措施虽看似保守，实则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为未来可能的进一步转型铺路。
而明国的改革，始终缠绕着历史的厚重根系。作为大明联邦中最后一个建立的大国，南方的疆域里几乎每一寸土地上都沾染着战火的痕迹。
朱祁钧的人生轨迹，恰是这段历史的缩影，从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帝国太孙，到颠沛流离的流亡者，再到亲手重建故国的开国君主，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联邦兴衰史。
洪熙十年的万寿节之变，彻底改写了朱祁钧的命运。朱瞻基的叛乱打破了 “朱高炽 - 朱瞻基 - 朱祁钧” 的传承链条，年幼的太孙在朱昭熙的掌书记室的掩护下逃离京城，一路颠沛流离，最终辗转抵达东虞国，寄身于朱昭熙麾下。
在东虞国的十年，他从朱昭熙的政治实践中窥见制度变革的可能，也在流亡者的身份中淬炼出隐忍与决断。
当洪州五国的王太后与王子们遣使求援时，朱祁钧抓住机遇，将邓国、郕国、鄅国、邾国、鄫国拧成一股绳，建立洪州共和国。
伪明覆灭后，朱祁钧终于踏上归乡之路。但眼前的故土早已不是记忆中的大明帝国，京畿地区的宫殿半数毁于战火，北方需要封山育林，江南的纺织业虽有恢复，却被宁国、越国的商船挤占了大半市场。
此时的明国，空有大国的疆域，却无匹配的实力：钢铁产量不足虞国的二十分之一，连维持边防的军饷都需依赖南洋贸易的税收。朱祁钧在登基大典上的誓词只有一句：“不复旧貌，更建新国。”
与越国的君主立宪、宁国的内阁过渡不同，明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带着 “重建” 的底色。明国作为封建主义根基最深厚的大国，直接照搬虞国的社会主义或越国的资本主义，只会引发剧烈动荡。
他的策略是 “在封建框架内注入新内核”，保留皇室的绝对权威与宗法制度的表面形式，却在经济、教育、军事等实际领域植入工业化时代的运行逻辑。
改革的第一步是重构工业体系。明国的手工业基础雄厚，但缺乏系统性的工业布局，铁匠铺、纺织坊多为家庭作坊式经营，无法形成规模效应。
朱祁钧借鉴虞国的国营企业制度，颁布《明国工业振兴法》，规定：凡涉及钢铁、机械、军工等战略产业，必须由国家主导建立 “产业联合体”，整合分散的手工作坊，统一配备水力动力设备与技术工人。
他成立 “工业统筹委员会”，亲自担任委员长，下设钢铁、机械、纺织三个专项组，每组由三名技术专家、两名财政官员与一名军方代表组成。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在松京（上海）、中京（长沙）、广京（广州）三地建立大型国营钢铁厂，采用虞国的高炉冶炼技术，目标是三年内将钢铁产量提升至虞国的一成。
为解决技术缺口，朱祁钧借助大明联邦，从各国聘请工程师，待遇是国内同级官员的三倍，并允许他们保留母国国籍。
国营与私营的边界划分，体现了朱祁钧的务实。他规定：战略产业由国家全资控股，生产计划直接纳入皇室统筹；轻工业允许私营资本参与，但需加入 “产业联合体”，接受统一的质量标准与价格指导。
以纺织业为例，明国原有大作坊 3000 余家，改革后整合为 12 个联合体，每个联合体设国营核心厂与私营卫星厂，核心厂负责研发与设备升级，配套厂专注生产，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后外销。这种模式既保留了私营的灵活性，又实现了规模效应。
教育改革则服务于工业需求，朱祁钧废除了传统科举中的 “八股取士”，保留 “经史” 科目但降低分值，新增 “算学”“格物”“工艺” 三科，其中算学占比达 30%。
他在松京设立 “明国工业大学”，课程设置完全对标虞国的坤泽大学工学院，聘请各国退休教授担任顾问，首批招生 500 人，全部免除学费，毕业后需在国营企业服务五年。
地方层面，朱祁钧下令每县至少设立一所 “新式学堂”，要求学堂必须配备 “工艺教室”，教授学生基础的机械原理与工具使用。
为确保落实，他将学堂建设纳入地方官的考核指标，凡三年内未达标的知县，直接调任偏远地区。这种强制推广，让明国的识字率在五年内从 15% 提升至 28%，其中掌握基础工业知识的劳动力达 12 万人，为工业体系提供了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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