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一个国，政务也是堆积如山，更何况是占领了整个北熙洲的虞国呢，在这个大家都通过不断改革适应这个世界的新时代，朱昭熙这个虞国皇帝手头上的工作可以是源源不断。
刚批阅完计委提交的三季度钢铁产量调整方案，又接到考核委员会关于候选人中期评估的报告。案头堆叠的文件里，既有基层历练的成效总结，也有对内情报局汇总的各类细节记录。37名候选饶表现参差不齐，各自的短板在日常工作中逐渐显露。
朱朗栋在景安县的整改流于表面，虽不再公开质疑制度，却将工作重心转向拉拢地方商人，试图通过商业合作积累个人声望，对工业局的本职工作仍敷衍了事。
朱公错在翠南省乡下的出勤率勉强达标，但提交的农业技术推广报告多是照抄书本，对当地土壤特性与作物适配性毫无分析。
即便是表现突出的朱见泽，在临江府的技术升级项目中也暴露出局限——过度依赖同泽城钢铁厂的技术支持，未能推动本地机械厂形成自主改良能力，被考核组评价为“执行有余，创新不足”。
蒋谦颇为看好的李明远，问题也同样突出。对内情报局的报告里，详细记录了他在云陇省矿区的三次决策过程。一次是关于矿井延伸方案，工程师提出三种备选路线，李明远在未充分讨论的情况下直接选定风险最高但效率最优的第三种，理由是“时间不等人”。
另一次是分配安全改造专项经费时，他未按规定提交计委审批，直接将三成资金调拨给矿工提出的通风系统改造，事后才补报手续，称“基层的事，基层自己能定”。
最引起朱昭熙注意的是第三次——矿区工会选举时，他以“确保工作效率”为由，暗中支持自己熟悉的候选人，虽未违反程序，却明显干预了选举的自然进程。
这些记录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李明远在工作中逐渐显露出独断专行的倾向。他习惯跳过集体讨论环节，偏好以个人判断推动决策，甚至在报告中隐晦表示“高效的治理需要集中的权力”。这种作风与朱昭熙在建国初期的某些做法相似，却让朱昭熙心生警惕。
朱昭熙能够独断专行，那是她真的有一定的独断专行的能力，她有着前一世的经验教训，对于科学和政治发展的脉络有着清晰的认知，而不是不懂装懂的瞎指挥，就算是因此，在大明帝国时代，朱昭熙也是依靠着朱棣、朱高炽的皇权，才有底气。
而后期能够独断专行，那是因为之前的一次次决策都是成功的，一次次决策都是和其他谋士充分探讨过可行性，这才有着这样的能力独断专行，一言九鼎，可是学习自己行为的那些人，他们现在是朱昭熙和代表大会给他们背书，让他们试错。
如果让他们学着学着，真的形成了独断专行的习惯，真的站在了现在朱昭熙的位置上，那么他们随意的一个决定，都有可能让虞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可不是朱昭熙想要的。
她没有想到，就连蒋谦都被这个表象给迷惑住了，在心里，朱昭熙默默把这些人排除在候选人之外，这种人或许非常有人格魅力，有与生俱来的领导能力，但是他们绝对不适合掌控现在的虞国。
历史早已证明，过度集中的皇权往往伴随风险。即便是朱昭熙自己，也在早年的因为很多制度在执行方面出现了各种偏差，现在女多男少的局面不正是因为她的决策问题么，她都有着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她异常排斥独断专校
继承人选来选去，终究是在选人。可再优秀的人，也有犯错的时候。朱昭熙看向窗外，坤泽城的工厂烟囱正排出规律的白烟，与其把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不如建立一套能约束任何饶制度。
她的思路逐渐清晰：未来的虞国，需要弱化个人集权，转向制度化治理。具体而言，就是将现有的权力架构重新调整，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首当其冲的，是提升秘书办公室的职能。
这个机构自虞国建立之初便存在，最初仅负责文件传递、会议记录等辅助工作，随着政务日益繁杂，逐渐承担起协调各部门的职能，但始终未被赋予正式的决策权力。
朱昭熙的设想是，将其改造为常设的内阁机构，统筹处理全国事务，取代皇帝在具体政务中的主导地位。秘书办公室熟悉各部门运作，也清楚基层的实际情况。如果让这个部门取代大明皇帝的职能，那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这种想法刚刚出现，又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内阁是否设首辅？如果有首辅，其权力与皇帝如何划分？如果没有首辅，众人平级，决策效率如何保证？
设首辅，意味着内阁将出现一个核心领导者，可能形成“首辅与皇帝分庭抗礼”的局面。在前世朱昭熙知道的历史上，大明就因为内阁首辅权力过大，导致朝堂分裂为“帝党”与“阁党”，相互倾轧消耗国力。
虞国如果重蹈覆辙，前期积累的工业成果就很有可能因为内斗被消耗掉。
如果不设首辅，实行集体领导，则可能陷入另一个极端。各部门代表在阁内拥有平等话语权，任何决策都需反复磋商，甚至可能因意见分歧陷入停滞。
计委正在推进的跨洲铁路项目，涉及五省资源调配，若内阁无法快速拍板，错过施工窗口期，仅延期一项就可能造成百万两白银的损失。
两种方案都有隐患。设首辅，风险在权力失衡；不设首辅，风险在效率低下。眼下只能先勾勒框架，细节留待实践中完善。
不过现在，朱昭熙还是打算提高一些秘书办的地位，其一，扩大秘书办协调范围。原本仅负责衔接皇帝与各部门，现改为直接处理部门间的事。
其二，建立议事机制。每周召开部门联席会议，由秘书办公室汇总各部门的工作进展与需求，形成书面纪要分发至全国。涉及重大事项，如税率调整、新省设立等，需提前两周将草案送达各部门征求意见，再提交代表大会审议。
其三，明确权责边界。规定秘书办公室仅处理执行层面事务，如落实代表大会决议、监督计划完成情况等，不得涉足立法层面的制度设计。涉及宪法修订、基本国策调整等事项，仍需皇帝牵头，经政治局讨论后提交代表大会。
这些措施推行后，秘书办公室的工作量激增三倍，人员编制从原本的20人扩充至150人，按职能划分为工业、农业、民政、基建四个组。朱昭熙刻意未任命总负责人，而是由四个组组长轮流主持会议，形成“轮值协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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