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若烹鲜，朱昭熙自然是深谙此理。即便改革之前那场严打如利刃般刮骨疗毒，将虞国之前混乱体制下的积弊清扫殆尽，可当改革走过三个春秋之后，新的问题仍如野草般在制度缝隙中破土而出。
北熙洲这片土地上，四千万人口构成的移民大国，纵然主体是从大明迁徙而来的百姓与被打散融入新文明的土着，纵然他们斩断了原有的地域羁绊、剥离了历史传统的束缚。
甚至整个国家的架构都带着初生的崭新，却依然无法阻止利益团体以地域、行业、圈子为纽带悄然聚合。
思想认知的不统一，是问题滋生的温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脚步虽然被朱昭熙强行带入了新的文明纪元，思维却依旧没有完全挣脱旧时代的枷锁。
有人留存着部落时代抱团取暖的惯性，有人延续着封建时代尊卑有序的观念，更有人从大明联邦其他国家沾染了资本主义逐利至上的习气。
朱昭熙主持编撰的《货殖通论》虽然已经完成，理论的光芒却暂时只在知识分子的圈层中流转，基层百姓对资本剥削的本质、对新体制的深层逻辑仍然缺乏清晰认知。这种认知断层，让现实的矛盾愈发凸显。
首当其冲的是农村领域的生产困境。集体农庄的田垄间，曾经高涨的劳动热情正悄然褪色。“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倾向，让部分农民心生倦怠。
他们望着山区实行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眼热于那份“种自己的地，收自己的粮”的自主性，开始联名向地方政府请愿，要求打破集体生产模式。
“公社的地，耕起来没劲。”一位老农在乡公所的陈情书上写道，“山那边的地，自个儿了算，收成全归自己，那才叫干活有盼头。”这种诉求背后，是个体利益与集体主义在实践中的碰撞，更是基层对生产激励机制的现实需求。
城市工厂里的矛盾则呈现另一种形态。工人们抱怨集体工厂的管理“管得太宽”。从考勤作息到技能培训，从宿舍分配到文娱活动，工厂几乎包揽了工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表面看是人性化关怀，实则让部分人感到失去了选择的自由。
“以前在作坊，不想干了撂挑子就走，现在想换个厂子，档案调不动，户口迁不了。”纺织厂的青年女工在组讨论中直言，“是当家作主，可连换份工作的自由都没樱”
更棘手的是劳动力流动机制的僵化——跳槽与换工作需层层审批，繁琐的流程让人力资源难以根据市场需求高效配置，也让工人对体制产生林触情绪。
行业与地域间的利益博弈，更是让经济治理陷入困局。矿工联盟与纺织工联盟如同两股对立的力量，在资源分配与政策倾斜上各执一词。
矿工们主张“工业以能源为先”，要求加大矿山投资与运输基建；纺织工们则强调“民生为本”，呼吁增加轻工业原料配额与市场流通渠道。
这种矛盾在工业部的会议上激化到顶点——来自不同地区的负责人为争夺工业区建设的优先权争得面红耳赤。
“景川省的煤炭储量占全国六成，工业区必须优先落地这里！”“五大湖区域的云陇省与沼泽省水网密布，纺织原料运输成本低，轻工业基地建在我们这儿才符合经济规律！”
争吵声中，区域利益压倒了全局规划，会议往往因无法达成共识而草草收场，国家产业布局的统筹推进严重受阻。
在治理体系中，一个更隐蔽的问题正在滋生：以工程师、军官为代表的“专家阶层”逐渐脱离群众。
国家建设高度依赖他们的专业技能，却也让他们在资源分配与决策流程中占据了特殊地位。部分工程师在项目审批中优先考虑家乡所在地区的利益，将技术评估与地域情感挂钩；一些军官在基建项目招标中，暗中为关联企业开绿灯。
这种特权意识的蔓延，更体现在日常生活知—工厂管理者利用职权给自己分配额外的住房配额与紧俏食品，“特殊供应”的名单越来越长，与普通职工的生活差距日益明显。
“他们拿技术当资本，拿权力当筹码，早就忘了自己也是工饶一员。”一位老工人在车间角落的私下议论，道出了基层对特权阶层的不满。 如果不是因为还有着工会的制约，工厂的问题将更加糟糕。
追根溯源，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缺乏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作为先锋队。朱昭熙也终于是明白了过来，制度的框架需要思想的灵魂来支撑，而思想的传播需要组织的力量来推动。
如今的治理体系中，各级官员更多是执行指令的行政角色，而非发动群众、凝聚共识的革命骨干。
当《货殖通论》的理论尚未转化为基层的行动自觉，当利益团体的诉求缺乏统一的价值引领，整个国家的发展便如同失去舵手的航船，在各种现实矛盾的浪涛中颠簸。
地方农庄的生产效率、工厂的管理活力、行业间的协作效率，都因这种组织与思想的缺位而大打折扣。
改革三年，破旧易，立新难。旧问题的清除只是第一步，如何在新体制中构建统一的思想认知、打破利益集团的壁垒、防止特权阶层的固化，才是决定虞国未来走向的关键。
理论的光芒需要更广阔的土壤，而培育这片土壤，或许需要比编撰书籍更艰难的实践：建立一个能扎根群众、引领方向的革命政党，让思想的火种穿透知识分子的圈层，真正点燃四千万人共同建设国家的热情。
这个时候，朱昭熙才明白过来，在现代国家的治理当中，政党还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利用政党，把矛盾摆在明面上来，无论是一党制的统筹还是多党制的相互制约，在朱昭熙现在看来，至少比现在虞国的无党制要好上不少。
坤泽城的夜晚，城市的灯火星星点点，既有工坊的彻夜劳作，也有学堂的求知灯光。但在这繁华之下，新的问题正在暗处滋生，如同未被察觉的病灶，若不及时诊治，终将影响整个国家机体的健康。
下一场“改革”的硬仗，或许不在经济制度的设计，而在思想与组织的重塑——这远比清除旧弊更复杂，也更需要勇气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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