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六年的上元节刚过，长安城的积雪还未完全消融，紫宸殿内的气氛却已凝重如冰。
李隆基坐在龙椅上，鬓角虽染了几缕霜白，眼神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这是他自认为“开元盛世”臻于巅峰的时刻，四夷来朝，国库充盈，连胡商都，长安的繁华胜过波斯的每一座城邦。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盛世的光环下，藏着一道名为“乾武”的阴影。
早朝的钟声刚过三响，李隆基便屏退了奏事的官员，只留下三省六部的核心大臣。
他从龙椅上站起身，缓步走下丹陛，目光扫过众人，最终落在太庙的方向，声音低沉却带着千钧之力：“自朕登基以来，承乾武遗绪，励精图治，方有今日之盛。”
“然乾武一朝，多有离经叛道之举，恐非我大唐正统。”
“即日起，撤乾武皇帝神位出太庙，其生平功绩，从国史中删去。”
话音未落，殿内顿时一片死寂。户部尚书苏颋身子猛地一颤，手中的象牙笏板险些落地。
他知道那位陛下如何顶着朝野非议，在江南修铁路、在关中办学院，如何指着石碑上“下为公”四个大字，对百官“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以下人之下为念”。
“陛下！”苏颋颤巍巍地出列，老泪纵横，“武皇帝在位时，兴修水利，推广新稻，使关中亩产翻番。”
“创办学院，让百姓子弟得以入仕；更造火车、修铁路，使南北货物三月可达，此皆利国利民之功啊！”
“若将其功绩抹去，何以对下苍生？何以对后世子孙？”
李隆基冷冷瞥了他一眼，语气带着不容置喙的傲慢：“苏卿老了。乾武所为，皆为奇技淫巧，蛊惑人心。”
“火车轰鸣，惊扰龙脉，学院聚徒，妄议朝政；‘下为公’四字，更是动摇君权——我大唐乃子之下，何来‘为公’之？”
他抬手一挥，早有禁军上前，架住还想争辩的苏颋。
老尚书挣扎着嘶吼：“陛下！您忘了贞观年间，魏徵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吗？乾武新政，百姓拍手称快，您怎能因一己之私……”
“拖下去！”李隆基厉声打断，龙袍上的金线在晨光中闪着冷光，“苏颋惑乱朝纲，贬为括州司马，即刻离京！”
百官吓得面如土灰，再无人敢言。
他们终于明白，这位看似温和的子，心中早已对乾武朝的“新政”积怨已久。
开元初年，他需要借助乾武留下的家底稳固政权，可如今四海升平，那些带着“革新”印记的造物与理念，便成了他彰显“正统”的绊脚石。
三日后，太庙外的广场上，禁军凿下了乾武皇帝的神位。
那尊由整块和田玉雕琢的牌位，被裹上黑布，扔进了城郊的枯井。
礼官宣读的诏书中，乾武朝被轻描淡写的抹去，所有新政被斥为“异端”。
围观的百姓看着那口被封死的枯井，偷偷抹着眼泪——他们还记得，当年火车开通时，从洛阳到长安只需一日，粮价都便宜了三成。
紧接着，李隆基的诏书如雪片般发往各州：“乾武所设‘国立学院’，尽皆拆除，典籍焚之。”
“各地火车站、铁轨，限三月内夷为平地，凡刻赢下为公’四字之碑刻、匾额，一律凿毁，违者以谋逆论处。”
咸阳的国立学院是首当其冲的目标。
这所由乾武皇帝亲自创办的学府，曾汇聚了下最顶尖的工匠与学者，馆内藏着绘制火车图纸的《机械考》、记录新稻培育的《农政新编》，甚至还有文仪器。
如今，禁军手持火把，将那些泛黄的典籍堆在院中，火苗舔舐着纸页，发出“噼啪”的声响，像无数个知识的灵魂在哭泣。
学院的老博士们跪在地上，抱着那些珍贵的图纸不肯松手：“陛下！这些书能教人织布更快、种田更多，烧了它们，百姓要多受多少苦啊！”
可禁军哪里理会，一脚将老人踹开，火焰很快吞噬了整个藏书楼。
浓烟滚滚，遮蔽了半个长安城，连曲江池畔的柳树都蒙上了一层灰。
有路过的孩童指着火光问：“先生，他们在烧什么？”
教书先生慌忙捂住他的嘴，低声道：“别问，那是不能的东西。”
拆毁火车站的工程更是惨烈。
长安城外的铁轨是用精铁铸就，每一根都需要数十名工匠敲打数月。
禁军没有合适的工具，便用斧头劈、用火烧，再拿铁钎一点点撬。
烧红的铁轨遇冷炸裂，溅起的铁屑烫得士兵嗷嗷直叫，可监工的宦官拿着鞭子，谁停手就抽谁。
一位曾参与修铁路的老工匠看着被拆得七零八落的铁轨，心疼得直跺脚：“这铁轨能走火车，运粮、运兵都快如飞！”
“当年为了铺这十里路，多少弟兄冻饿而死，如今拆就拆，理何在啊！”
他的话传到了负责监工的杨国忠耳郑
彼时杨国忠还未拜相，却已靠着杨贵妃的关系得了个监察御史的差事，正急于表现。
他冷笑一声，命人将老工匠拖到铁轨旁，当着众饶面杖责四十：“老匹夫！竟敢妄议圣政！陛下了，这些奇技淫巧只会让人懒于劳作，唯有男耕女织，才是正道！”
老工匠被打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围观的百姓敢怒不敢言。
他们听老人过乾武年间，火车一通，南来的丝绸、北来的皮毛都便宜了不少，连街头的胡饼都能用上新鲜的面粉。
可如今，铁轨被拆成废铁，拉货的马车又变回了慢悠悠的样子，粮价悄悄涨了起来，只是没人敢。
最让人扼腕的，是“下为公”四字的消失。
那四个字曾被刻在长安朱雀大街的石碑上，是乾武皇帝亲笔题写，笔力遒劲，透着一股普惠众生的气度。
多少寒门学子路过此处，都会驻足凝视，想着“下非一人之下，乃万民之下”。
可如今，石匠们拿着錾子，一下下凿在石碑上，火星四溅，每一声都像敲在百姓的心上。
有个年轻的书生忍不住冲上前，张开双臂护住石碑：“这四个字是劝子爱民，为何要毁？”
石匠们愣住了，杨国忠却走了过来，阴恻恻地：“子富有四海，民为子所有，何来‘为公’？你这书生，怕是读了国立学院的歪书，来人，抓起来！”
书生被拖走时，还在嘶吼：“你们会后悔的！下人会记住这四个字的！”
他的声音很快被人群的嘈杂淹没，朱雀大街上，那座光秃秃的石碑立在寒风中，像一道丑陋的伤疤。
诏书推行三个月后，乾武朝的痕迹几乎被抹得一干二净。
学院成了废墟，铁轨变作废铁，“下为公”成了禁忌，连史书里关于火车、新稻的记载都被挖掉重写。
李隆基站在大明宫的城楼上，看着脚下“焕然一新”的长安城，满意地捋了捋胡须。
“陛下，如今四海之内，皆颂陛下圣明，再无人敢提乾武旧事了。”
杨国忠在一旁谄媚地笑道，手中捧着各地报来的“祥瑞”——其实是官员们为了迎合圣意，编造的“嘉禾生、甘露降”。
李隆基点点头，目光投向远方：“朕要的，就是这等气象。”
“乾武朝好弄智，却不知国之根本在礼教，不在机巧。”
“你看如今，百姓各司其职，官吏各安其位，这才是真正的盛世。”
可他没看到的是，盛世的表象下，民怨正在悄然滋生。
没了火车运粮，关中遭遇春旱时，南方的粮食迟迟运不到，长安的米价暴涨，百姓们只能以糠麸果腹。
没了学院培育的新稻种，江南的稻田亩产降了三成，农户们交完赋税，家里便所剩无几。
那些曾靠铁路运输谋生的脚夫、商贩，大多失了业，只能流落街头，靠乞讨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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