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生用力点零桌上那块水印：“最要紧的一条：学堂和工厂必须穿一条裤子！学堂就搁在铁厂里、矿山上！老师傅就是学堂的老师，学堂的总教头，必须同时在厂里技术部门挂个实职！学生打从进学堂第一起，就得轮班下车间、下矿坑，把刚学的玩意儿立刻用上，在干活里发现问题，再带着问题回课堂找答案！考试不光看卷子，更要看解决了啥实际问题、提了啥好点子让生产更顺、省了多少钱！毕业了就能顶上去干活，一顶上去就是好手！”
毕涛掌柜摸着下巴：“王少的这些，倒和咱们宝芝林的‘学徒制’有点像——我当年在药铺当学徒，头三年就是‘认药、切药、抓药’，师傅手把手教，错一点就挨骂。”
“可宝芝林的学徒制，是为了卖药；铁厂的学徒制，是为了造钢。”王月生坐回桌前，摊开张草纸，“我要在汉阳铁厂边上建座‘实业学堂’，分三个馆：
第一馆‘采矿实务’——教怎么找矿脉、挖矿石、运矿石，教材用大冶矿的地质图，老师请德国矿师；
第二馆‘冶炼工艺’——教怎么生火、加料、控温，教材用西门子的《炼铁学》，老师请英国炼钢师；
第三馆‘工厂管理’——教怎么记账、算成本、管工人，教材用我编的《铁厂账册》，老师用铁厂的账房先生。”
曾毓的眼睛亮了：“生哥，您这是要把‘课堂’搬到‘车间’？”
“正是。”王月生点头，“学生在学堂里学理论，在铁厂里做实操，每月考核一次——能独立完成任务的，发‘初级技工证书’；能带徒弟的，发‘中级技师证书’；能改良工艺的，发‘高级工程师证书’。这些证书，铁厂认、银行认、洋行认，比科举功名还金贵！”
赵秉钧突然一拍桌子：“妙啊！张香帅要‘实业救国’，最缺的就是‘能干事的人’；盛杏荪要‘商办赚钱’，最缺的就是‘会管事的人’；日本人和英国人要‘控制铁厂’，最怕的就是‘有本事的中国人’！王贤侄这学堂一办，三方都得抢着往里塞人——张香帅塞他的‘新政精英’，盛杏荪塞他的‘商界嫡系’，洋人塞他们的‘技术顾问’……”他压低声音，“到时候，您往中间一坐，谁能不看您的脸色？”
方世玉摸着短刀笑了：“王少，哥老会的兄弟在武汉三镇都有铺子，到时候给您当‘招生顾问’——谁家的娃子想进学堂，先过我这关！”
曾毓翻开账册，在“教育经费”那栏画了个圈：“王少，我算过了。建学堂要租房子、买设备、请老师，头年得花三万两；学生每人每月发五两津贴，招一百个学生，一年得六万两。可铁厂要是真能培养出‘能干事的人’，一年能省的培训费、减少的废品率、多卖的钢轨钱，少能抵十万两——这买卖划算！”
王月生望着众人发亮的眼睛，忽然想起在欧洲时见过的一幕：德国鲁尔区的钢铁厂旁，总立着块木牌，上面写着“每个工人都是工程师”。此刻，他更加确信，中国的工业化，不是靠买几台机器，而是靠培养出能看懂机器、修好机器、造出更好机器的人。
“诸位，”他站起身，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这所学堂，我要办成‘汉阳铁厂的黄埔军校’。十年后，当铁厂的烟囱里冒出的不再是黑烟，而是白色的蒸汽；当工人们穿着干净的工装，拿着图纸在车间里走动；当学堂里传来朗朗书声，孩子们举着算盘和图纸，眼睛里闪着光——到那时，中国的钢铁，才真正有了脊梁。”窗外的夜色渐浓，汉阳方向的铁厂烟囱在月光下泛着青灰。王月生望着那影子，仿佛看见十年后的自己：站在学堂的讲台上，看着学生们捧着合格的钢轨证书欢呼；张之洞和盛宣怀站在台下，脸上挂着复杂的笑；日本人和英国饶商船，正载着中国的钢材驶向世界。
其他几人面面相觑：“黄埔军校是什么？”
但王月生这番话，把之前文绉绉的设想全变成了大白话，道理更透亮，操作的法子也更接地气。赵秉钧摸着胡子，连连点头。毕涛听得入了神。方世玉脸上没啥表情，但眼神松快了不少。曾毓深吸一口气，重新拿起笔，这回她记下的，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虽然难但绝对值得去拼的实在计划。学堂的样子，在王月生用茶水画的那片“蓝图”上，越来越清楚了。
屋内的气氛在王月生描绘的清晰蓝图中渐渐活络起来。炭火映照着众人各异的神情：赵秉钧是深沉的赞许，毕涛是跃跃欲试的兴奋，曾毓是专注记录的认真，方世玉则是一贯的沉静，但眼神深处也多了份认同。
王月生端起微凉的茶盏，润了润喉咙，目光转向赵秉钧，语气诚恳中带着商量的意味：“振铎公，咱们刚才议的这些，尤其是办学堂这块，是咱们真正的根基。不过，眼下张香帅那‘总稽查’的帽子扣下来，咱们得先把这个场面应付过去，还得借这个名头把咱们想办的事铺开。”
他放下茶盏，手指轻轻敲着桌面，条理清晰地交代：
“劳烦您老，替我琢磨一篇给张香帅的折子。核心意思有这么几点：
第一，我得先推辞这个‘总稽查’的位子。理由很实在：我一无功名在身，就是个白丁；二对当官没半点兴趣，这点您得帮我写透；三呢，我确实没管过啥大摊子，连个村子都没管过，上来就查汉阳铁厂这么大的盘子，名不正言不顺，压不住场子，也容易让人闲话。这位置，得是懂官场、通世故、有威望的人来坐才合适。”
“第二，得明我的长处在哪。我最拿手的，一是琢磨技术发展和怎么推广有用的学问，就是刚才的教育；二是在西洋那边认识些搞大工厂、开大矿山的洋人朋友，还有几个靠谱的财团打过交道。我能干的事儿，就是在引进新技术、学人家管厂子的好经验上，帮着两边搭个桥、通个气儿。”
“第三，如果他非让我干不可，那我得提条件。这个‘总稽查’的差事，我一个人扛不动。得给我配上两个帮手（协查）：一个专管‘人’——从单个工匠、账房到各个部门、整个铁厂的架子和规矩，怎么考核，怎么优化，都归他管；另一个专管‘钱’——所有跟银子进出有关的账目、采买、销售，怎么查，怎么省，怎么赚，他负责。我呢，就专心管‘东西’和‘手艺’——炼出来的铁合不合格？造的机器好不好用？工艺有没有毛病？怎么改进？这是我的本分。”
“第四，光我们仨还不够，得再加点人，分分权，堵堵嘴。除了总稽查和俩协查，再设四位委员。这四位得各方都沾边：两位得是投了钱或者借了钱给铁厂的大老板（股东或者债主）推举的；另外两位得是卖给咱们重要机器设备、而且咱们还欠着他们尾款（或者答应分期付款）的大厂子派来的。这七个人（总稽查、俩协查、四委员）组个‘稽查议事会’。规矩是：任何两个人觉得有问题，就能提出来让大家议；但真要定下来怎么办，得七个人里头至少五个点头才校这样，谁想一手遮都难，大事儿得商量着办，也显得咱们做事敞亮。”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我得把办学堂、搞研究这事儿名正言顺地揽过来。就这是为汉冶萍长远计，必须得有人专门干这个。具体分三步走：
先办初等技术学校：收的学生，学问底子得相当于洋人或者日本那边学毕业的水平。学三年，学得好的，直接进汉冶萍当学徒工或者管事；学得一般的，想自己出去找活儿也行，但得把学费补上，或者让雇他的东家出这笔钱。
同时，在汉口弄个‘联合技术研究所’：专门从欧美请顶厉害的工程师过来，甭管是哪国的，混在一块儿。这研究所不归官府也不归汉冶萍管，独立在外头。它干两件事：一是专门给汉冶萍解决技术上的大难题；二是给咱们中国培养顶尖的技术人才，水平得跟洋人那边的硕士差不多。这算是咱们技术体系的‘尖儿’。
中间那两档（中等、高等技术学校）慢慢来：中等技校收相当于洋人初中毕业的，高等技校收相当于洋人高中毕业的，都是学三年。这个急不得，等初等技校办顺了，研究所也立住了，咱们再往上铺，往下接，把整个体系凑齐活了。”
“第六，办学的规矩得硬：三级技校，都不收学费，但毕业了不想按安排去汉冶萍干的，得补钱；进门容易出门难，每年考试垫底的10%直接刷掉，空出来的位子从候补的人里考进来补上；管得像军营一样严；念书、下厂子实习、动手干活三样结合着来。”
“第七，学校的钱谁出：初、症高三等技校的办学经费，得汉冶萍自己出一份，湖北官府也得掏一份腰包。”
“第八，研究所自己玩：那个联合研究所，我王月生自己想法子张罗，独立门户。官府和汉冶萍要是有技术难题公开招标或者想委托研究，只要咱们报价跟别人一样甚至更低，那得优先给咱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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