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叶在文学上有影响的另一位作家是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景帝时，作武常侍。后被免官，到梁国去，写了《子虚赋》。
汉武帝读了《子虚赋》，很欣赏，受到召见后又写了《上林赋》，在朝廷获得一个官职。在汉武帝授意下，先后写了《谕巴蜀檄》和《难蜀父老》，对收服巴蜀，通西南出过力。
之后失意了，对汉武帝和现实有所不满，常称疾闲居。他的散文写得很苍劲，具有明显的西汉散文特色，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辞赋。
他的赋主要描写帝王贵族田猎等盛况，虽然社会意义不大，但客观上反映了一个时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成就，他对自然景物之美描写得也很好，而且在作品末尾加进反对奢侈淫靡的道理，增强了其思想性。
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对云梦的描写（节选）：
“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茀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琨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玞。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藭昌蒲。茳蓠麋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
这里写“其山”、“其土”、“其东”、“其南”……，都着重描绘，读起来浑朴自然。李白读了《子虚赋》，羡慕云梦的景色，就隐居安陆（今湖北安陆县北），显然是被司马相如的一些描写所吸引聊。
司马相如保存下来的赋还佣长门赋》、《美人赋》和《大人赋》等。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模拟宋玉的赋而又有所发展，在“赋”这种文学体裁的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
和司马相如同时的比较重要的作家，还有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阳信）人。善诙谐，言词敏捷。
常常在武帝面前滑稽调笑取乐，武帝把他当作俳优看待。他在宫廷中的地位是一个是“弄臣”，但在政治上也有一些正义福
汉武帝要起上林苑，东方朔进谏，认为这是“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
东方朔因为在政治上没有得到重视，就写了一篇散文赋《答客难》，生在汉武帝大统一的时代，虽有才能也无处施展，因此“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实际是发泄了他的牢骚。这篇散文赋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对后人发生了影响。
此外，他的《非有先生论》，假托有一个非有先生，在吴国作官，三年“默然无言”，吴王问他，他乘机用一些在昏暗朝廷中谏诤遇祸的历史故事，启发吴王，促使他在政治上作了一些改革。
篇中几个“谈何容易”，意味深长地引出作者的感概万端，是传神之笔。这是一篇较好的散文。
东方朔一方面在政治上有他的一些正义感和牢骚，一方面却是玩世不恭的“滑稽之雄”。因此，他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的很多，都是集中地表现了他的“滑稽”的一方面。
《汉书：东方朔传》“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这就是东方朔在汉朝曾经成为民间传中一个箭垛式的人物。
汉武帝时代的一群作家凋谢后，数十年间比较重要的作家有王褒。字子渊，蜀郡资中（今四川资阳县北）人。宣帝欲提倡歌诗音律，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宣帝召见，叫他作《圣主得贤臣颂》。
《圣主得贤臣颂》是王褒散文的代表作，和他的另一篇散文《四子讲德论》都是歌颂当时朝廷的作品，而文采都很富丽。
《圣主得贤臣颂》尤讲求字句锤炼，如其中用良御御骏马，来比喻圣主得贤臣：“纵驰骋骛，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壹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
音节急促而又形象生动，令人好像闻到和见到马蹄的迅疾。
《洞箫赋》也是他有名的作品，前面写“箫干之所生”，写出了竹林中的景物；后面写箫声的动人，用力描绘，作了许多夸张。这是一篇很早的描写音乐的赋，对后来有影响。
王褒的《僮约》是用当时口语写的，一篇赋体的游戏文字，它写当时地主家内，奴隶的具体劳动生活，很详细，文笔生动简洁，但作者是以嘲弄的态度，来写劳动人民的，所以它的思想内容不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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