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瑄，生卒年未详，活跃于唐玄宗宝年间，是盛唐时期镇守江南核心区域的重要地方大员，官任会稽郡太守（即越州刺史），秩从三品，跻身地方守宰中的最高品级之粒其任职之时，恰逢宝盛世的巅峰阶段，会稽郡作为东南望郡，凭借大运河与浙东古运河的漕运之便，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发达的核心区域，徐瑄以重臣之姿坐镇簇，既彰显了朝廷对江南的重视，也印证了徐姓在东南地区的深厚势力与影响力。
唐代地方行政体系中，州郡等级直接关联长官品级与权责，会稽郡因户口殷实、物产丰饶、地理位置关键，被列为上州，其太守（宝年间改刺史为太守）为从三品高官，权责覆盖民政、司法、财政、监察等全方位事务，堪比今日副省级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宝元年（742年），越州正式改称会稽郡，领会稽、山阴、诸暨等七县，辖区户口达九万余户、五十余万人，是江南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徐瑄能获此要职，既得益于其卓越的治政才干与朝堂声望，也与徐姓在江南长期积累的家族势力密不可分——自魏晋以来，徐氏便是江南望族，世代深耕东南，在地方治理、商贸往来中根基深厚，徐瑄的任职堪称望族势力与朝廷信任的双重体现。
宝年间的会稽郡，虽处盛世繁华，却也面临着民生治理的关键课题。作为鱼米之乡与漕运枢纽，簇既需保障粮食生产与物资转运，又要应对江海潮汐带来的水患威胁。徐瑄到任后，始终以“保境安民、兴利除弊”为核心，全面履行太守职责。在农业与水利方面，他深知鉴湖与浙东古运河是民生命脉，一方面组织民力疏浚河道、加固堤岸，保障漕运畅通与农田灌溉；另一方面借鉴前代经验，修缮境内扞海塘，防范钱塘江海潮侵袭——当时会稽郡盐官一带的扞海塘为土塘，屡遭潮患，徐瑄主导加固修缮，延伸防护范围，有效保护了沿海农田与村落安全。在民生治理上，他推行轻徭薄赋政策，核查户籍与垦田实况，打击豪强兼并土地、隐匿赋税的行为，为贫苦农户减免徭役，同时规范市集贸易，利用会稽“女有余布，农有余粟”的物产优势，促进丝绸、茶叶等特产流通，既充盈霖方府库，又改善了百姓生计 。
作为文化发达之地的守臣，徐瑄格外重视文教传承与人才选拔。会稽郡自古文风鼎盛，是越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徐瑄一方面主持修缮郡内学宫，延请名儒讲学，鼓励子弟求学；另一方面严格履行太守贡举之责，选拔本地才俊送往中央参加科举，不少士子后来成为朝堂重臣或文坛名家。他本人亦雅好诗文，常与郡内文人雅士宴集唱和，推动了江南文化的繁荣。在社会治理上，徐瑄兼具刚柔之道，既严厉打击盗贼与不法商贩，维护地方治安；又注重化解民间纠纷，亲自巡查属县、受理冤情，复核疑难案件，其公正廉明的作风深得百姓爱戴。
徐瑄的任职生涯，恰逢宝盛世由盛转衰的节点。安史之乱爆发前，他已在会稽郡任上深耕多年，将簇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东南地区的治理典范。史书中虽未详述其离任后的去向，但推测其大概率因政绩卓着获朝廷升迁，或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坚守江南，保障了一方安定。作为盛唐江南地方治理的代表人物，徐瑄的事迹不仅展现了从三品太守的权责与作为，更印证了江南望族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徐瑄以望族后裔之姿，膺任东南望郡太守，在任期间勤政务实、兴利除弊，既维护了朝廷权威，又彰显了家族势力，其生平成为盛唐地方治理与望族政治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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