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三年的成都，夏夜闷热得像口密不透风的瓮。张裕站在葡萄架下，指尖捻着刚摘下的青果，酸意顺着指缝钻进心里。堂屋里传来幕僚的争执声，都在“该如何应对刘备的征粮令”，吵得他太阳穴突突直跳。
“主公，”管家匆匆进来，手里捧着一封帛书，“阆中传来消息，张飞将军又杀了咱们三个佃户，他们‘怠慢军需’。”
张裕将青果狠狠攥碎，果汁溅在锦袍上，像几滴没擦净的血。他想起去年，自己的堂弟张肃只因在朝堂上顶撞了诸葛亮一句“蜀人治蜀方为正理”，就被安了个“通当的罪名，斩在闹市口。那时的血，比这葡萄汁红得多。
“知道了。”他挥手让管家退下，转身走进密室。墙上挂着一幅益州地形图，上面用朱砂圈着数十个地名——都是像他这样的本土士族聚居地。最显眼的那圈，是他张家世代经营的江原县，良田千顷，佃户过万。
“君侯，”广汉太守张裔从阴影里走出来，袍角沾着夜露，“刘备又要加征粮了，是为了支援关羽攻襄樊。”
张裕冷笑一声，用指甲在地图上划出道痕：“襄樊？他关羽在荆州吃香喝辣，凭什么要我们蜀人勒紧裤腰带？去年汉中之战，咱们益州子弟死了多少？他刘备论功行赏，全给了那些荆州兵！”
张裔从袖中掏出一卷账册，上面记着近三年的粮税：“建安二十年，税三成；二十一年，税四成；今年，他要五成！再这样下去，江原县的佃户都要逃光了。”
张裕翻开账册，看到“江原县：逃佃三百余户”时，指节捏得发白。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刘家人入蜀，从来没把咱们当自家人。刘焉杀豪强，刘璋信东州兵，现在刘备来了，换汤不换药！”
密室的门忽然被推开，蜀郡太守许靖跌跌撞撞跑进来，手里拿着一封密信：“不好了！关羽在襄樊战败，被杀了！刘备要从益州调兵，是要‘伐吴报仇’！”
张裕接过密信，上面的字迹潦草，显然是急着送出的。他看完，将信纸凑到烛火上，火苗舔舐着纸面，映出他眼底的寒意：“报仇？我看他是想把益州的兵都填进东吴的窟窿里！”
“君侯，”张裔的声音发颤，“咱们不能再等了。去年犍为郡的李严，不过是多收了两成粮，就被诸葛亮贬为庶人。再这样下去，咱们这些益州士族，迟早要被他们连根拔起！”
许靖捂着胸口咳嗽起来，咳得眼泪都出来了：“可……可咱们斗不过他们啊。诸葛亮的《蜀科》那么严，魏延的兵就在城外……”
“斗不过？”张裕打断他，指着地图上的南中，“南中夷人早就不满蜀汉的苛捐杂税，只要咱们暗中接济，他们就能闹事，让诸葛亮首尾不能相顾！还有东吴，孙权恨刘备入骨，若咱们愿作内应，他难道会坐视不理？”
烛火噼啪作响，照亮了三个士族首领脸上的决绝。张裕想起自己年轻时，曾在成都的酒肆里听人唱《蒿里蟹，唱“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那时他以为，刘备带来的“汉室”能结束这乱世，可现在才明白，对益州人来，换个外来的皇帝，不过是换了拨人来收税、来征兵。
“从今日起，”张裕吹灭烛火，密室陷入黑暗，“各家都要藏好粮草，训练私兵。咱们不反，只等——等他们自己把力气耗尽。”
多年后，邓艾的军队穿过阴平道，第一个打开城门的就是江原县的县令——张裕的孙子。他站在城楼上，看着魏军的旗帜插遍城头，忽然想起祖父过的话：“不是我们不忠，是他们从来没给过我们忠的理由。”
刘禅在洛阳受封时，前来道贺的益州士族比荆州旧臣还多。他们穿着崭新的魏官袍，给司马昭送礼，谈笑风生，仿佛从来就不是蜀国人。
这或许就是蜀国灭亡最深的隐痛：从刘备入蜀的那起，这个王朝就没能真正拥抱蜀地的本土力量。它用“汉室”的旗号凝聚人心，却用“外来者”的姿态疏离根基；它靠益州的粮草支撑北伐，却始终不肯让益州人真正参与到权力的核心。
当本土士族在暗中盘算着“等他们耗尽力气”，当百姓在苛政下怀念“刘璋时虽穷却安稳”，当连南中的夷人都知道“蜀汉的官比张鲁还狠”，这个王朝的根基，早就被自己人挖空了。
后来的姜维在沓中苦战，后方的益州士族却在给钟会写信“愿为内应”；邓艾兵临城下，谯周——一个土生土长的蜀人——第一个站出来劝降。这不是背叛，而是积压了数十年的疏离，终于找到了一个爆发的出口。
张裕的葡萄藤后来在洛阳长得很好，结出的果子酿了酒，被司马昭赏赐给刘禅。安乐公举杯时，或许不知道这酒的根，在蜀地的江原县，在那些被他祖父、父亲忽视的本土士族心里。
蜀地的隐痛，从来不是刀光剑影的厮杀，而是那些藏在笑脸背后的疏离，那些记在账册上的不公，那些在密室里谋划的“等”。等到时机成熟，不需要外敌强攻，内部的裂痕自会将王朝拖垮。
就像一棵长在石头缝里的树，看着枝繁叶茂，其实根早就被石头硌得变了形。风一吹，也就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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