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从事畜类交易积累下的金银、绸缎，以及各类可作重宝流通的稀世之物，依然完好无损地存于手郑
即便失去了那几十万头牛、羊、驴和马，他也只不过是从数一数二的巨富商人，滑落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豪强罢了。
况且他与各戎族部落的交情仍在，只要花些时日，重新恢复往来交易，
不出三五年，那些牲畜便又能重新聚集起来，数量甚至可能更胜从前。
因此，拿眼下这几十万头牲畜当作筹码赌上一把，
赌秦国和秦王给予他的回报，远超过这些牲口所值，他认为这个险值得一冒。
当听到乌氏倮毫不犹豫地应允，秦王嬴政也不再迟疑，当即道：“好！你献数十万牲畜予秦国、献于寡人，实乃大功于国，大利于君！
今日，寡人特破成例，封你为‘乌氏君’，赐五大夫爵位！”
“封君？”
“乌氏君？”
站在殿下的廷尉李斯望着幕中的一幕，震惊得不出话来。
他原以为，幕上的“秦王嬴政”赐乌氏倮五大夫之爵已是极尽恩宠，
谁知竟会如此慷慨，直接赐以“君”号，着实出乎所有人意料！
这般殊荣，连他自己都忍不住心生艳羡。
不止是他，在场所有文武大臣之中，除了已受封武成侯的王翦、通武侯的王贲之外，又有谁不眼热这份降厚赏？
所谓“封君”，并非秦国二十等军功爵中的正式等级，而是一种特殊的尊荣称号。
早在战国之前，列国沿袭周制，实行宗法分封：子封诸侯，诸侯封卿大夫，卿大夫再封士人。
虽有上下之别，但皆属统治阶层，各自在封地内掌握实权。
譬如卿大夫，名义上是诸侯属臣，却能在自家领地上筑城设防、组建军队、任命官吏，俨然如一个国之主。
然而自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后，周室威望日衰，旧有的分封体制逐渐瓦解。
列国兼并频繁，君主集权趋势加强，谁也不愿再将土地轻易分授臣下，以免削弱自身权力。
于是各国纷纷变法，力求打破贵族世袭格局，建立新的激励体系。
秦国商鞅变法所创的军功爵制，便是典型。
此举既激发了庶民从军立功的热情，也避免了权力因封土而分散。
在这一制度下，获爵者虽可得田宅赏赐，
却不得像昔日贵族那样，在封地上行使行政、赋税、治民之权。
东方六国亦大致如此。
尽管仍保留“卿大夫”等旧称，
但其实际地位与权限，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旧制延续数百年，盘根错节，岂能一朝废除？
毕竟牵涉太多权贵利益，不可能一场变革就彻底剥夺他们的特权。
此外，新爵位在吸引力上，相较过去的实封贵族仍有不足。
为此，列国另设“封君”之制，作为对传统分封的一种折中延续。
封君分为两类：一是实封，二是虚封。
实封者享有封地的实际控制权，可在辖区内自主治理，掌握民政、财税、兵事，形同独立邦。
如秦国将商地十五邑封予卫鞅，称“商君”；魏国以信陵之地授公子无忌，号“信陵君”。
此类封君，几乎等同于一方诸侯，在自己的地盘上拥有极大自主权。
在封地之内，封君掌握至高权力，可修筑城池、组建军队、设置属官，建立起一整套独立的行政体系。
比如商君卫鞅，身为商邑之主，在秦孝公去世后为求自保，曾调动自己封地的兵力进攻郑地，最终被秦国正规军击溃。
此处所谓的“邑兵”，实则是卫鞅私人掌控的武装力量，这也反映出封君对其领地拥有独立的军事权。
又如墨家钜子投靠楚国阳城君时，阳城君授予其符节信物，命其代为镇守封邑。
这位钜子只对阳城君本人负责，并不隶属于楚国中央政权，可见封君有权任免治下官员。
再看齐国的孟尝君，受封于薛地，世人称之为薛国之主。
当他一度失势被贬时，薛地竟可脱离齐国控制，不依附任何诸侯而自立。
这明封君对其领地具备外交上的自主权，封土实质上被视为私产，而非国君直接管辖之地。
由此可见，真正享有实封的贵族，地位已与春秋时代的卿大夫无异。
因此这类封赏通常仅授予对国家有重大功勋之人，寻常臣子难以企及。
至于虚封，则仅有名号与俸禄，虽有尊荣却无实际治理之权，不得干预地方事务。
譬如早年的武安君白起、武信君张仪，以及如今的纲成君蔡泽等人，虽称“君”，但并无具体辖地。
尽管如此，仅凭一个“君”的称号，已是极高的荣耀。
须知除王室子弟外，整个秦国历史上能获此殊荣者屈指可数。
而上述几位，哪一个不是为国建下赫赫功业？
如今乌氏倮，不过是一介边地牧主、行商之人，既无战功，也未参与朝政，凭什么能与白起、张仪、蔡泽等重臣并列，得享同等封号？
即便他向幕中的“秦王嬴政”无偿献上数十万头牛羊驴马，这份贡献固然可观，但也远不到赐予虚封之爵的地步。
若论奖赏，给予第九等的五大夫爵位，理应已是厚待。
对此，李斯和满朝文武皆感困惑，纷纷抬头望向御座前的始皇帝，想探知陛下是否理解那幕职秦王”的用意。
嬴政凝视着画面中另一个“自己”做出的封赏决定，眼中亦掠过一丝讶然。
诚然，乌氏倮所献牲畜数量惊人，确是一笔巨大助力。
若由他亲自裁定赏格，或许会提升爵位等级——比如赐予第十至第十二等爵；或给予“比君”待遇，使其享有类似诸侯的礼遇，得以入宫议政。
但要真正授以“君”号，哪怕是虚衔，他也未必肯轻易许出。
毕竟此前获此称号者，非张仪、白起，即蔡泽这般擎柱石之臣。
乌氏倮纵有功劳，相较之下仍显不足。
然而稍加思索之后，嬴政便明白了那“另一个自己”的深意，语气平静地开口道：
“想想这些牲畜，若配上太子扶苏与农人、墨者共同创制的新式曲辕犁、脚踏纺机，能在关中开垦多少新田，又能织成多少御寒毛衣。”
言至此处，他便不再多，只是默默注视幕，对着其中那个“自己”所做的决断，轻轻颔首表示认可。
倘若没有太子扶苏与那些农家、墨家弟子合力研制出的新工具，单凭乌氏倮献上的大批牲畜，确实不足以换来一个“君”的名分。
可一旦将这些活畜与先进农具结合使用——耕牛拉犁翻土，羊毛织布成衣——二者相辅相成，所产生的效益将远超单独作用之和。
这才是那份封赏背后真正的考量。
可以这么，牛、驴这类耕畜若配上耧车、曲辕犁等新式农具，足以让秦国庶民的耕作效率比以往高出好几倍，甚至接近十倍！
这背后又代表着什么？
这意味着，百姓在种完自家田地之后，还有力气去拓荒垦地，多开些田亩来耕种。
百姓多垦出一片荒地，便意味着他们能多打下不少粮食。
而粮食多了，秦国能征收上来的赋粮自然也随之水涨船高！
这是头一桩实实在在的好处。
还有一点更为关键——无论是如今一统下的秦，还是过去列国纷争时的七雄，其实并不真正缺土地。
毕竟整个战国时代的人口，满打满算也不过两三千万人。
这么点人散布在整个中原大地上，又能占据多少地盘呢？
事实上，那时的土地可谓广袤而人烟稀少。
可为什么不管是昔日割据的诸国，还是今日统一的秦廷，总在为“地不够”发愁？
问题不在地少，而在能耕的地太少。
更确切地，缺的是早已开垦、可直接播种的“熟田”和“良田”。
当年七国相争，争夺的正是这些已经整治好的耕地；彼此攻伐，图谋的也是对方的沃土。
至于那些未开化的荒野山林，没人放在眼里。
你要是愿意，把接壤蛮夷、不与其他诸侯交界的荒原划进自家版图，也无人拦你。
但别国承不承认，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所以通常来，各国衡量疆域大的标准，并非地图上的虚线，而是实际掌握并可耕种的“熟地”。
而乌氏倮此次无偿献上的数十万头牛、驴、马匹，再配上耧车、曲辕犁这些利器，便等于给了百姓一双开疆的手脚。
他们有更多时间与力气去开荒，原本荒草丛生的野地，也能一步步变成可耕可收的良田。
久而久之，这些被唤醒的荒地，便会转化为秦国真正可用的国土。
更何况，若按此前太子扶苏所提的“以工换畜、以力换器”之策，激励百姓用劳力换取耕畜与农具。
那么乌氏倮献出的这几十万头牲口，恐怕能带动百姓主动为秦开拓上千万亩荒地，甚至不止于此！
这又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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