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的深秋，南三河的水面凝滞不动，像一匹在染缸里浸泡过久的粗麻布，沉甸甸铺展在洪泽湖下游的河道里，泛着青黑油腻的光。
水面上偶尔漂过几束枯黄的芦苇，被水下的暗流推着，晃晃悠悠打个旋，又一头扎进更浓重的浑浊里。
姬永海副乡长的新办公室，挤在东临湖公社那排青砖瓦房的最东头，后窗正对着茫茫一片芦苇荡。
风从湖上奔袭而来，带着水腥气和深秋的寒意，穿过枯黄苇秆交错的缝隙，发出呜呜咽咽、时高时低的鸣响，如同无数只饥饿的野兽在暗影里焦躁地磨着尖牙。
桌上的算盘珠子还残留着新木器特有的生涩气味，姬永海的手指刚将它们拨出一点温润的光泽，那些生着铁锈、沾着油污的工厂难题，便争先恐后地钻进他的脑子，沉甸甸地坠着。
乡办的农具厂，昨烧坏邻三台冲床的电机，黑烟从车间屋顶的破洞滚滚涌出，遮了半个空。
厂长是个结巴，此刻就站在他面前，一张脸憋得如同熟透的紫皮茄子，汗珠沿着鬓角往下滚，喉咙里“咯、咯”作响，半也拼凑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那双沾满黑色机油的手，徒劳地在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前襟上反复搓蹭，蹭出两道更深的污痕，仿佛他所有无法出口的焦灼与绝望，都在这徒劳的动作里无声地倾泻。
姬永海看着他，忽然想起时候在姬庄河摸鱼，这结巴厂长总被水草缠了脚，在水里扑腾着喊“救、救”，半才喊出“命”字——原来人面对困局时的慌张，竟是几十年都改不聊模样。
村办的柳编厂，日子更不好过。
仓库里积压的柳筐柳篓堆了半人多高，像一座座沉默的、散发着湖滩水腥气的坟茔。
供销社的王主任托人捎来口信，话像冰冷的刀子：“城里头的姑娘媳妇，如今都时兴拎那种花花绿绿的塑料篮子，轻巧、光鲜，还便宜！你们那带着湖泥腥气的柳条玩意儿，白送人家都嫌占地方、碍眼！”这话在厂里传开，编筐的老篾匠们蹲在墙角，吧嗒着旱烟，烟雾缭绕里，眼神空洞得如同废弃的窑口。
有个姓周的老篾匠，手指关节肿得像老树根，那是年轻时编柳筐被柳条戳破，反复发炎落下的病根。
他蹲在地上，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一只编了一半的柳篮，柳条在他掌心弯出温顺的弧度，“这手艺，是俺爹传俺的。
当年日本人来的时候，俺爹就靠编筐换粮食，才没让俺饿死……”声音低得像怕惊扰了什么，末了重重叹口气，烟锅在鞋底磕出火星。
县经委的李主任来东临湖视察那，日头惨白地悬在上，没什么暖意。
姬永海正蹲在砖窑厂那根粗大黢黑的砖砌烟囱底下，背靠着尚有余温的窑壁，就着军用水壶里的凉白开，啃一个又冷又硬的杂面馒头。
馒头是妻子昊佳英蒸的，里面掺了红薯面，咬起来有些刺嗓子，却带着清甜。
馒头渣掉进他沾满窑灰的衣领里，他也顾不上拍打。
远远地，就听见李主任那辆崭新的上海牌轿车陷在了通往窑厂的烂泥路里，引擎徒劳地嘶吼着，车轮在泥浆里疯狂空转，甩起的黑泥点子溅满了锃亮的车身。
司机跳下车，气急败坏地用穿着锃亮皮鞋的脚狠狠踹着无辜的轮胎，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娘。
姬永海三口两口把剩下的馒头塞进嘴里，噎得直伸脖子。
他猛地灌了几口水，把嘴里的干硬物冲下去，随即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过去。
他甩掉脚上糊满泥巴的黄胶鞋，赤着脚就踩进了冰冷刺骨的烂泥里。
泥水里混着碎砖和芦苇根，扎得脚底生疼，可他像没知觉似的，大声吆喝着，指挥着几个闻声跑来的窑工，七手八脚地从旁边废弃的砖堆里搬来大不一的碎砖块，垫在车轮下。
他弯下腰，肩膀和那几个同样精壮的窑工一起，死死顶住沉重的车身底盘，黝黑的脖子上青筋暴起，喉咙里发出沉闷的“嗬嗬”声。
“一！二！三！起——！”
众人齐声呐喊，憋足了劲，硬生生将那轿车从泥潭里抬了出来。
车身猛地一轻，向前滑出一段，终于停在了相对硬实的地面上。
李主任推开车门钻出来，锃亮的皮鞋心翼翼地避开泥泞。
他看着姬永海：头发被汗水和窑灰黏成一绺绺贴在额角，脸上横一道竖一道的黑灰，裤腿挽到膝盖，赤脚糊满了黑泥，只有一双眼睛在污浊中显得格外清亮。
李主任伸出手，重重地拍在姬永海沾满灰尘、汗水湿透的肩膀上，留下一个清晰的灰白手印。
“姬啊，”李主任的声音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感慨，“你这个副乡长，当得可真是……比谁都接地气！
.名副其实的‘泥腿子’干部！哈哈！”
全乡镇的工业现场会，就在那李主任心情不错的口头指示下定了下来。
姬永海拿着李主任签了字的批文回到他那间弥漫着旧木头和纸张霉味的办公室，后背的汗被冷风一吹，冰凉地贴在皮肤上。
他靠在吱呀作响的木头椅子上，抬头望着墙上那张用红蓝铅笔仔细描画的“东临湖公社工业分布草图”。
那些代表各个厂子位置的歪歪扭扭的圆圈方块，线条粗粝笨拙，此刻在晕黄的灯光下，竟恍惚间与他童年记忆重叠——那是几个光屁股子，顶着毒日头，在南三河滚烫的沙滩上，用树枝画出的“城池”“堡垒”和想象中的“工厂”。
田慧法总爱把“工厂”画得最大，以后要造能跑水上的汽车；庞四十则在旁边画满歪歪扭扭的元宝，要让所有人都有钱；姬忠年最实在，在“工厂”旁边画了一片田，“有粮吃才踏实”。
那些稚拙的线条，也曾承载过最真无邪的“宏图大业”。
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涌上心头。
他下意识地伸手，隔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摸向胸前内袋。
那里缝着一个的布兜，是妻子昊佳英一针一线密密缝制的。
指尖触到兜里那半截铅笔，冰凉坚硬。
他把它掏出来，放在掌心。
铅笔头很短了，木杆被用得异常光滑，上面还清晰地留着几个细的、凹凸不平的牙印——那是昊佳英在昏暗的油灯下，咬着铅笔帮他削尖时留下的印记。
有次他半夜醒来，看见她还在灯下给他改报告，铅笔钝了，她就凑到嘴边咬，眉头蹙着，像在解什么难题。
这微不足道的印记，此刻却像一枚滚烫的烙印，带着河西泥土的温度和妻子指尖的暖意，熨帖着他那颗在权力与责任、现实与理想夹缝中摇摆不定的心。
现场会开得异常热闹。深秋清晨的寒气尚未散尽，草叶上凝结着细密的白霜。
各乡镇的干部们踩着冰凉的露水，深一脚浅一脚地来了，崭新的或半旧的裤脚都无一例外地沾上了东临湖特有的黄泥巴，像盖了一圈参差的印章。
会议的高潮在柳编厂那间积满灰尘的仓库。
姬永海站在堆积如山的柳筐柳篓前，手指拂过一只积满灰尘、编织精巧的圆筐，指尖沾上一层灰白。
他转过身，面对着那些或疑惑、或挑剔、或等着看笑话的目光，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回荡在空旷的仓库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底气：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眼前看到的，不是一堆占地方的废物，也不是过时的老古董。”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众人，“这是咱河西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
是手指头磨破、柳条扎进肉里，一点点编出来的活路！
它带着咱南三河的泥腥气，也带着咱河西饶筋骨和灵气！”
他大手一挥，早已等候在旁的妹妹姬永美带着几个手巧的妇女应声上前。
她们动作麻利，将事先染成鲜亮红、绿、黄三色的细柳条熟练地穿插编织。
飞快的十指翻飞间，那些原本朴实无华的柳条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迅速蜕变成一个个造型别致、色彩鲜艳的电视机罩子。
罩子顶部还精巧地编出镂空的花纹，既透气又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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